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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专访上海音乐学院长许舒亚:用世界眼

发布时间:2013-05-25
 许舒亚的案头堆放着许多教学文件,2009年通过全球招聘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院长,这位过去的高产作曲家这五年减产不少。他的精力放在了将自己在欧洲音乐圈浸淫多年获得的经验,反哺进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改革和与国际一流音乐学院的接轨上。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许舒亚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国际一流标准和模式”,但也不忘“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在他看来,学校办学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储备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人才战是严峻的”,于音乐学院、于城市、于国家都是如此。因为文化软实力,说到底是人的能力和眼光塑成的。
 
 
 
音乐学院不能只培养塔尖人才
 
问:教育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上海音乐学院希望产出怎样的人才?
 
答:上海音乐学院历史悠久,是中国第一所音乐高校,自然承载着历史使命。当然,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推进力量,在办校和人才培养上都要有新的目标。大到国家的历史是这样,小到音乐学院的历史也是这样。
 
    在我看来,上音要结合国际先进、一流音乐院校的办学模式,同时,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和方式要符合中国国情。首先,从全世界音乐的历史来看,中国比西方短,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管弦、钢琴、声乐等等大的门类,包括演唱模式、审美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西方文化,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要得到国际认可,就要融入国际先进观念。其次,我们也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和面对社会未来文化生活的新的需求,政治大国、经济大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文化大国的崛起,在音乐学院中,代表中国文化形象、成果的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重要。
 
    上音培养过很多人才,一大部分就是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也因为这种成功,才有了上海音乐学院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历史上,我们曾经三次排进世界前十位,当然,我们不能躺在成绩簿上,那历史就变成今天的一个包袱了。
 
    进入21世纪以来,办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发展。音乐学院不能待在象牙塔里办学,象牙塔就意味着能欣赏你的人很少,音乐的艺术价值和数学、物理的绝对价值不同,艺术离不开舞台和观众,所以,除了独唱独奏类人才,音乐学院还有培养大众性、社会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国内现在有很多新的交响乐团成立,这其中需要的人才就是应用型人才,更强调团队合作。中国的音乐人才培养,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的办学基本参考了前苏联和东欧的办学模式,比较重视培养独奏型人才,其他的不是不重视而是重视不够。如果说独奏型人才位于金字塔塔尖,金字塔越往上越小,90%的塔尖以下的人才也需要达到一流水准。这结论也是通过与国际一流音乐学院的比较得出的。比如说,我在欧洲留学的第二母校巴黎音乐学院,它能保证毕业生考上国际一流乐团,去年博士班9个人,7个人考上了柏林爱乐。从上音来说,我们要为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培养应用型的演奏演唱人才,为社会舞台输送中坚力量、年轻血液,就要在训练方法、课程设置上有相应的改变和针对性的设置。
 
 
 
问:在您的这种理念指引下,上音近几年的人才培养是否取得了一定成果?
 
答: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们大致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既有校园内学术性很强的活动,也有走出校园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两方面不能偏废任何一端。学术活动的质量高低在与国际舞台对话时就能凸显出来。上音不仅连续两年承办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还有当代音乐周、电子音乐周等小微型音乐节,全年有5到6个。我们尝试在上海这块高地上建起一个国际性平台,把高端国际学术活动引过来,当代音乐周、电子音乐周已经被纳入国际体系,跻身于国际级常年年度活动中。反过来又可以借这类活动把我们的办学情况介绍到国际上。
 
 
 
问:具体而言,上音在教学改革方面做了哪些设置?
 
答:欧美一流音乐学院,无论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还是美国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等等,培养每类人才都有很细致的计划。我们向他们学习。
 
    比如说,我们最大的系—管弦系,除了主课,还要有乐队训练课,演奏交响乐的片段训练课,这一点几十年来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我们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开办上海乐队学院是改革的一种形式,改革还包括内部的,比如,乐队集体训练课要常年化,根据交响乐的发展历史来训练。过去,我们请一个指挥演一首,甚至是一首很现代的作品,学生基础还没打好,演很晦涩的作品,效果也不好。现在,我们按照历史进程,从莫扎特、贝多芬,慢慢到柴可夫斯基、浪漫派的作品,大学四年,一年一年训练,形成脉络,学生通过演奏了解音乐发展的历史,这对技巧、技术的训练、增长也是合理的、科学的。国内音乐学院过去在办学上主要重视古典、浪漫两个阶段,古典之前的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并不了解,20世纪的发展我们也不太擅长,仅仅着重于中段18、19世纪的作品,时至今日,我们在办学上总体应该更加宽泛,这是一流音乐学院的必然要求,两头都需要补课。
 
    我们成立了学生参与的小交响乐团,加强20世纪经典音乐作品的训练。声乐除了演唱一首歌还要演出歌剧、音乐剧片段,一个好的歌唱家不能只会唱三首咏叹调,要让学生学会演歌剧,唱片段,才是完整人才的培养模式,一个歌剧演员手里起码要有十几部歌剧的储备量,排半个月就能上台,如果在办学中不进行相应设置,怎么能做到?我们的声乐系成立了青年歌剧团,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哪怕是演跑龙套的角色,也是经验的积累。我们的作曲和理论、音乐学,以往是西方音乐史、音乐学比较强,今天我们更加重视在中国的社会大舞台上创作有民族特色的、为社会观众所喜爱的作品。《春节》序曲、《黄河大合唱》这类国人喜闻乐见的作品在今天不是多,而是少、不够。音乐学院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要给学生一种引导。创作是一种技术,不能规范为(博客,微博)一种风格,作曲系培养人才不能局限于一条线。除了传统的作曲系,我们现在还有民族音乐作曲、音乐剧作曲、电子音乐作曲的课程,未来可能开设影视音乐作曲,社会非常需要这类人才,音乐学院不培养,社会也自会产生,经过音乐学院的系统训练,其实也是帮助社会提升这类创作人才的水准和层次。
 
上音在数字媒体、新音乐方面,在全国音乐学院中步子迈得最早、最快,现在也最成熟,我们有音乐工程系,表演方面有现代器乐与打击系和音乐戏剧系,专业培养设置方向在全国是最齐全的。
 
 
 
人才若滑坡,办学必滑坡
 
问:我接触过上海音乐学院的不少年轻教师,他们从上音走出,国外留学之后又回到上音任教。包括您之前提到的宋思衡,最近也被聘回学校。您怎样看待这种人才的引进和回流现象?
 
答:大学校长应该有眼光,应该对学校未来的办学负责。何谓有眼光?引进一流的师资、人才,对办学来说,一种眼光是招之能用,还有一种眼光必须具备,就是人才储备,可能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体现价值。一所学校前十年是如何走的,会影响到后十年,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比如宋思衡、沈洋,之前的孙颖迪、黄蒙拉等等,我们总的理念是不能以当前的眼光去衡量—够了,而是要储备。一个好的学院,现在就能看出未来。二十年后,他们就是最棒的教师。如果现在不留用他们,未来怎么办?
 
    实际上,各个学院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地处上海,旁边有新建的浙江音乐学院,投入巨大,苏州大学也新建了音乐学院,手笔也很大。人才抢夺是一种战略,上海音乐学院所处的地位和目标需要国际一流的师资人才,也得防备被抢走人才。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要面对历史和未来负起责任,哪怕当下有疑义,也要有魄力做出决定。
 
 
 
问:站在历史角度,上音的定位是如何形成的?
 
答:上音的定位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全校师生教职工的自我定位形成的。也许我们自视很高,但我们就是不甘于让这个学校跌落平庸的境地。
 
    作为市属高校,面对国家级、部属的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我们在先天资源上不占优势。国家级的资源倾斜,使得中央院校站在人才战略中比较有利的地位,有些优势是我们不可能具备的,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正教授编制是100个,我们经过争取是60个,客观上只能少聘40个。国家的评级也是由部属高校、985、211大学的专家进行的,换言之,我们能参与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小了很多。既然欠缺先天优势,我们就必须强力竞争,这种竞争靠什么?就是硬碰硬的办学水平。我们努力保持国内一流水准,更要向国际发展,这是更大的空间。
 
 
 
问:在更大的舞台取得影响,反过来能在国内办学体系中提出我们的标准。
 
答:确实有这种可能。美国纽约有茱莉亚音乐学院,还有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纽约和费城都不是首都,费城甚至不能算超大型城市,但音乐水准世界闻名。
 
    上海音乐学院是老牌音乐学院,有自身的品牌吸引力和号召力,但老校的品牌号召力,假若没有新的政策、动力加入,能续航多久?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师资,抢人才有时得不拘一格,当然,抢的必须是真正的人才。我们面临的人才战确实相当严峻,北有中央、中国等国家级院校,附近有浙江、苏州等新兴音乐学院。我们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但要有忧患意识。越是“老店”,越要有忧患意识。人才若滑坡,办学必然滑坡。
 
 
 
城市的号召力
 
问:您怎样评价上海的音乐环境、质量?
 
答:上海有非常强的、在中国不具备复制性的特点。上海市民欣赏交响乐的层次比较高,这与西方文化在改革开放后在上海传播得比较快有关系。上海开放地接纳交响乐这样的西方音乐形式,并形成了有自己的欣赏口味。
 
    从文化大都市的发展角度来看,如果上海这座城市还能再完美一些的话,需要加大力度的主要在于创作方面,用大型的原创作品、活动,为城市发展注入更大活力。上海需要更有目标地投入大制作、大项目,每年重点扶持一两部能树立全国性影响的精品、力作。文化产出,一是创作二是表演,人才和作品是最重要的。
 
 
 
问:人们确实有这样一种感觉,尽管一直在推动,但上海的原创还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高度。
 
答:推动不只靠资金投入,我认为,还是推动的手段偏弱。我还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上海这几年跑去北京的人才不少,有些是通过单位调往北京,有些干脆离开单位,或是挂靠在某个单位下,人住到北京搞创作了。其实,不是说上海的文化弱了,而是跟别人比起来,感觉我们的力度不够。好在这两年这些状况正在改变中,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要保持大的文化重镇的地位,要么出好作品,要么就要出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制作动作。
 
 
 
问:您谈到人才流动的问题。您其实是求学“漂”到上海,出去转了一圈后,还是回到上海。从您的角度来看,上海的吸引力在哪里,如果有人要离开上海,是上海少了些什么?
 
答:上海的学术空气好,严谨是优势。对于一个专家、教授来说,无非两点,一是他的知识受到尊重,这涉及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请来一个专家,把他放着,不给他空间和平台充分发挥,他就会慢慢产生失落感;二是他做的事在他的学业领域占有的成功率和有效率。平台和成功率,取决于这座城市。历史上来说,大家喜欢上海、敬仰上海,就是学术的严谨和对学术尊重的氛围。在上海做事,不会白做、打水漂,能产生影响力,那么人才自然而然会聚拢过来。
 
城市的号召力不只在于高薪、高待遇,同时要给予人才更好的发挥空间。
 
 
 
比照一流,缺什么补什么
 
问:您能介绍一下上音未来发展在软硬件上的大动作吗?
 
答:我们要抓住历史上最后一次大的硬件建设机遇。按照国际国内一流音乐学院基本设施标准,缺什么就补什么。
 
    未来大的举动还包括,我们将在传统音乐学院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歌剧、交响乐、钢琴、民族音乐的办学水平和设施条件,同时引进21世纪艺术院校的标准,发展电子科技、创作制作的现代学院概念。零陵路地块还会有一个音乐创作制作基地,主要进行应用型音乐创作和人才培养。这是比照美国南加大和伯克利学院,伯克利的毕业生拿了304次格莱美奖,在美国和世界音乐学院中独树一帜。在综合型人才和通俗音乐人才的培养上,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走设置最全面的音乐学院的道路,为社会贡献更大力量。
 
 
 
问:我们确实发现类似《中国好歌曲》的不少选手追溯他们的专业背景是科班出身,很多人就是上音培养的。
 
答:目前的状态是“自生自灭”型的,学生自己有天赋,自然往那方面发展,学校没有专门培训。未来,我们将探索进行相应的职业化音乐教育的专业设置,科学地面对社会需求培养人才。
 
 
 
问:您会如何描摹上海音乐学院未来的蓝图和形象?
 
答:用国际的眼光、标准,办符合中国发展需求的一流音乐学院。即,既有中国第一所古老音乐学院的影子和底蕴,又具备21世纪音乐学院现代办校的标准和模式。
 
 
 
问:音乐学院是城市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您如何理解文化软实力?
 
答:软实力还是体现在人上,用人的理想、追求,为国家、城市的发展,贡献个人的创造力。这取决于人的实力、做事的眼光。把最高的标准和最低的底线设立好,再谈中间的创造力。上海这座城市应该有这种胸怀,也一向有这种胸怀,上海不是因循守旧的、落后的城市,也非流连于一般的城市,上海要有文化的勇气和冲力,上海音乐学院未来的发展也是这样的方向,打破既有的捆住我们手脚的条条框框。
 
 
 
人物介绍:关于许舒亚
 
    许舒亚1961年5月出生于吉林长春,197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先后随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教授和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攻读作曲。 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教师。 1988年获得法国外交部艺术奖学金、以文化部中法文化交流形式被派赴巴黎深造。 1989年获得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校高级作曲班文凭(硕士),同年考入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1994年获第三阶段作曲研究生班文凭(博士)。同年考入法国蓬皮杜中心IRCAM音乐音响研究所实习研究一年,随后定居于巴黎。
 
    1982年,许舒亚的处女作《小提琴协奏曲》获美国亚历山大·齐尔品基金会作曲比赛一等奖,自此在国际音乐界崭露头角。 1992年他的交响乐作品《夕阳、水晶》获法国第5届贝藏松国际交响乐作曲比赛第一大奖 (首位华人获奖),并作为1993年第43届贝藏松国际指挥比赛的决赛必选曲目,由法国图卢兹交响乐团世界首演。作为在西方最活跃的中国当代作曲家之一,许舒亚的音乐作品在世界各地广泛上演。2010年,许舒亚担任中国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音乐总监,并创作了闭幕式主题歌《星空下的告别》、《为明天》。
 
    2009年至今,许舒亚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作曲教授、电子音乐作曲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音乐创作涉及歌剧、交响乐、舞剧、音乐剧、电子音乐、电影音乐等领域,音乐作品由德国Kairos唱片公司、法国SACEM/SACD音乐版权协会、意大利吕齐·卢索罗基金会和荷兰ZEBRA唱片公司等出版CD唱片,作品总谱由法国Jobert音乐出版社和Henry Lemoine音乐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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